2010年，我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市读大二。九月份，我选择了理科，因为我更喜欢化学和生物学。不久之后，医学这个词作为一个严肃的职业选择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那个时候，我对医学的崇高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。

在我心里，医学这个职业是完美的：在学术上，可以充分发挥我在化学和生物方面的优势；在精神上，它能带来很高的职业成就感和满足感。这种印象伴随着我完成了高中。 “当医生”已成为我的人生理想。高考结束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，在燕园度过了第一年的预科教育。大二的课程很繁重，但每次想到我所学的生理学、生物化学、解剖学、组织胚胎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，我都会充满期待。

大四那年，我正式来到医院培养临床技能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经历了实习，实习，成为住院医师，开始管理病人，从躲在教老师身后，到和病人沟通，单独说明病情。外科住院医师通常是白人和黑人，在医院工作 36 小时或更长时间。每一次手术都持续到深夜，夜班后的每一个工作日，强烈的疲惫感都会占据整个身体。身体的疲惫伴随着令人震惊的医疗事故。我对医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。医患关系犹如如履薄冰，免责条款和防御性医疗行为成为理所当然。当时，医疗和餐饮、销售等服务行业似乎没有太大区别。我是服务提供者，病人扮演“顾客”的角色。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弥合我和患者之间的信息鸿沟。患者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，理性地做出最佳选择。我根据患者的选择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。这是我当时的理解。医患关系的逻辑。我用“理性”划清自己和患者的界限，拒绝过多的同理心，不评价别人的诊疗决策，不干预患者的决策过程。这种“旁观者情”，似乎是我心目中就医应该有的样子。

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一种原始而强烈的情绪促使我唤醒和重构我对医学的印象和认知，那就是一种责任感。医学的责任要求是超然的、直观的、简单的。它似乎源于最初医患关系中强者对弱者的道德责任，但在今天的生物-心理-社会医学模式中却表现出相似性。更新的内涵。周末为患者换药拔管，夜班时认真对待患者诉说的一切不适，值班时发热，仍坚持完成值班工作。由患者负责；与患者沟通时，一定要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和操作。错误宁可批评，也不愿隐瞒或不做，因为他们要为自己负责。其实，责任感的培养和传承早已融入我的内心。对我来说，责任感已经成为一种考试标准，让我明白了我之前看似严谨的逻辑，其实在推导中逐渐被扭曲了。

2020年冬春，我下班写毕业论文的时候。本来应该不会分心，但那个时候，我总是和前线的同事以及病毒阴影下的每个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我意识到，当我选择医学时，无尽的距离和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。在物资最紧缺的日子里，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加拿大华人社区，将护目镜等物资送到了医院。毕业进入新医院后，我继续保持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对得起每一位患者。前不久接到通知，要调到北京的隔离点工作一段时间。我已经忘记了去年未能在第一线抗击疫情的遗憾。

我学了十多年了。医学在我的脑海中经历了建构和解构，然后我感受到了责任感和独特性的重塑。我热爱医学，愿意为之奋斗一生。

（作者：彭鹏，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疝腹外科住院医师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）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1年7月18日？06版）

文章来源：《黑龙江医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hljyxzzs.cn/zonghexinwen/2021/0718/1849.html